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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分好蛋糕:以全生命周期视角,积极应对“

 

  曾几何时,在社会讨论中,人们总是将老年、老年人同“中国社会老龄化加速”“未富先老”“社保制度面临考验”等难题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一起。这些悄无声息的“共识”,多少加重了人们面对人口老龄化时的悲观态度,也让“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在无形中被看作是只有少数人才追求得到的“梦想”。在亲历了中国近几十年来人口相关公共政策完善和调整的“2017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得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彭希哲教授看来,上述现象走到今天理应有所扭转。当下,我们不仅应当弱化整个社会对待人口老龄化问题时的悲观态度,还应通过对新思维的介绍与应用,让近处的路标和远处的未来都变得明朗、乐观起来。

  不可阻挡的新型社会形态

  记者:过往提到人口老龄化,我们总是“向内看”,看中国的现状和困难比较多。但您最近在多个场合谈到,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这一总体趋势的明确,将给我们看待老龄化时的视线和眼光,带来哪些影响?

  彭希哲:近年来的比较研究发现,人类社会已经开始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人口的老龄化作为一种长期趋势,在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概莫能外,差别只是出现的早晚和进程的快慢。

  同时被明确的是,人口老龄化绝不是一种短期现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乃至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总体上都将不可逆转。随着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现代医学及生命科学有望得到新的突破,人类寿命进一步延长的可能性不断增大,而人类恢复到传统社会的高生育率和大家庭模式的概率微乎其微,由此,这个世界会再次变得年轻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当人口老龄化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它对我们既有观念和思维方式最大的“影响”在于:人口老龄化本身已经没有好坏之分。如何使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越来越适应这种人口的变化,才是最应秉持的态度。

  亟待走出的观念误区

  记者:伴随着这一新形势的明朗化,在您来看,过往我们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哪些观念或者看法已经不合时宜、应当及时调整?

  彭希哲:首当其冲一个亟待走出的误区是,过往,老龄化问题常常被看作只是老年人的问题,似乎只要为老年人提供经济赡养和公共服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事实上,随着老龄化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老龄化已经表现为一种系统性问题,任何制度安排的落实,都可能上溯、波及其他年龄段的公共福祉分配和接续,仅仅制定或者调整面向老年人的公共政策,无法应对老龄化的众多挑战。

  第二个亟待走出的误区是,我们过往由于对老龄社会还知之甚少,很多关于老龄社会的理解和应对之策,大多是基于或者来自于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相对年轻”的社会形态,或者是对国际经验的借鉴。而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大多仅仅是出于工具理性,试图在技术层面上对一些具体问题给出解决方案。这条学习国际经验之路背后的思维定势和惯性已延续了三四十年。但这条路是否能继续走通,是令人存疑的。

  第三个亟待走出的误区是,过往对于老年人口的界定标准过于简单。无论是以60岁还是65岁作为“老年人口”的标准,都只是笼统地从年龄视角概括了这个人口群体,却从根本上忽视了,即便在同一时期,这一群体也因所生活的地区、社会经济能力、自理能力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基本行为模式、生存健康状况、面临的问题、需要呼应的需求等方面,表现得千差万别。

  这就要求我们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者、制定者对“老年”的定义做出与时俱进的动态调整,并根据新的定义,面向未来的年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制定出更细化、精准的公共政策工具包。又如,在老龄社会,虽然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很高,但这并不等于公共政策的目标人群就局限于老年群体。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公共政策体系是否能涵盖各年龄人口群体、是否坚持代际公平的原则,就显得愈发重要。而要想走出上述这些误区,必须要有一套全新的思维方式。结果我们发现,在全生命周期的视角下,既能开展完整的人口预测,也可以使近期与中长期问题的应对得到协调,并将“整体性治理”模式植入整个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体系中。

  全生命周期视角带来什么改变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全生命周期视角的应用,有助于老龄化问题及其相关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体系得到更系统化的梳理?

  彭希哲:大概是五年前吧。当时是与健康管理相关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率先关注并应用了这个视角。全生命周期视角在健康管理最直接的一个体现就是,如果说过去的公共健康管理,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医疗资源分配效率的最大化,让更多“患者”享受到传统医疗模式中的资源;那么全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健康管理,更关注的是防患于未然和投资未来,是通过治未病提升全人群的健康水平。这启发我们,如果一个人想在老年过上更高质量的生活,其实不需要光盯着养老金和医保,老年时的健康需要从年轻时就注意“养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还可以通过在年轻时就争取更高收入、更多投资自己的健康和事业、把收入中的一部分投入养老保险或储蓄等方式,提前为未来的养老做准备。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讲,如果中间段的劳动年龄人口越来越少,老年人比重越来越高,为何不能通过提高年轻人的劳动生产率和老年人的经济参与率来缓解养老金问题?

  鉴于上述这些思考对我们的触动,我们在应对老龄化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引入了全生命周期视角。

  记者:在全生命周期的视角下,可以看到怎样一幅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新图景?

  彭希哲:基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老龄化被视为一个终生的过程,而非仅在老年阶段关注老龄问题;同时,老龄问题也被放置到整个社会经济背景中,用整体的思维来认识和看待。

  在全生命周期的新视角下,面对人口老龄化,个体不是被动地等待,而是积极地“未老先备”。而当老龄化问题不再被过度聚焦于为老年人口提供经济保障和公共服务,既有的由此产生的不必要的社会恐慌情绪也减轻了,取而代之的,是更符合代际均衡原则的发展理念。老龄化的战略设计更充分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与价值,将老年人短期的养老需求与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目标实现有机结合;另一方面,老龄化是全人群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老年人养老金的平衡与可持续,需要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提高老年人经济参与。在此过程中,我们整个社会关于“老年”的认知、对“老年人”社会角色的定位都将做出新的调整。

  记者:如何重新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

  彭希哲: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在体力甚至在智力上开始日渐衰弱,需要获得他人的照料和支持。但老年人口可以更多被视为社会财富和重要的人力资源而非“负担”,老年人可以更全面持久地参与社会发展、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比如,到了60岁、65岁,我们就当成你只是进入了整个人生中的一个新阶段,而没必要认为一旦一个人到了这个年龄、领了养老金,就能不干活、在家里歇着了。如今真正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口比例下降,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劳动状况越来越多,力所能及的老年人完全可以凭借自己过去积累的社会资本和人生经验继续发挥余热,参与到各种经济社会活动中。在新的技术发展和就业模式改变的背景下,中老年劳动力的社会经济参与,将是我国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当然,要实现上述愿景,除了相应的政策制定,还需为中老年劳动力的就业(包括经济活动及各种志愿和社会服务)创造条件,提供政策保障,改革中国的教育体系,使之真正成为适应老龄社会的、为所有年龄人口提供终身学习机会的体系。事实上,以今天的知识更新速度,假设一个人在大学毕业后不再进修,可能没个20年,你的知识结构就已经跟不上整个时代的步伐。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在未来会显得格外重要。

  最大的困难来自“未备先老”

  记者:您曾说,引入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关注个体生命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和转变,同时充分考虑老年期个体的生理、心理、行为的特点,尽可能满足老年个体多元化的生活需要,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老龄社会是完全可能的。这里面所说的“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看上去多少有点理想化。该如何准确理解?

  彭希哲:简单来说,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老龄社会,就是一个“老龄友好型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对老年人的忽略,更没有对任何年龄的歧视;“年老”只是你人生中间走到了的一个阶段;老年人不全是“负担”,不都需要社会和他人的照顾,他们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一笔重要的财富,完全可以尽己所能,让自己身体中各种各样的能力继续发挥作用、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够公平享受到他应得的那部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记者:您所说的这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老龄社会,实现起来最大的困难来自哪些方面?

  彭希哲:要实现这样一个社会,一个基本思路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我们就这么多“蛋糕”,怎么把它分得更好,让每一代人都公平地分享。另一条腿是,我们一起来想办法把这个“蛋糕”做大。比如,如何让年轻人在这个造“蛋糕”的过程中创造更多,同时又让老年人也可以在其中帮着一起把这个“蛋糕”做大。在此过程中,如果说有什么困难的话,我想,最大的困难来自“未备先老”的紧迫感。应对老龄化不是短期的事、应急的事。但由于如今我们的老龄化问题确实来得比较迅猛,我们在为老年人口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方面确实有很大缺口,离老年人实际需求的满足还有不小的差距,“补课”的压力很大,我们就会有意无意把最多的注意力聚焦到怎么来解决老年人的现实需求和困难上。相较之下,那些关于未来的问题就显得没那么紧迫了。

  但实际上,越是在这种节骨眼上,如果只是就事论事来制定政策,路就会越走越难。此时,更需要通过一个相对长期的生命周期的概念,来思考和谋划整个政策体系。对此,我个人以为的对策依然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随着老年人口越来越多,注意缓解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老龄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努力建立完善各种为老服务的制度、政策和服务项目;另一方面,通过全生命周期的视角或者其他可持续政策的制度安排,系统应对未来老龄化社会将面临的各种挑战。这两件事情完全可以同时来做,但如果只做前面一方面,我们将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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